近日，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以工程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通过博士答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以来该校第一位“吃螃蟹”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王浩然的研究成果已部署在南水北调工程，甚至远销欧洲。

王浩然已非孤例，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迎来本校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在浙江，预计2026年将有30至40项实践成果申请硕士学位。可以说，实践成果与学术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正从个别探索走向制度化、规模化“破冰”。

长期以来，学术论文几乎是研究生获取学位的唯一通道。这一标准在保障学术规范性方面功不可没，但弊端也日益凸显：重理论轻实践、重发表轻应用，大量应用型人才被迫将精力投入论文写作，其解决实际工程难题的能力却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我国已经是论文大国，但转化率较低。如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申请学位的核心依据，从法律角度打破了研究生申请学位只能靠写毕业论文的单一选项。与此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的《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明确，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申请者可选择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成果、发明专利、行业标准等“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法律与制度双重突破，为这场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不写论文，学位质量如何保障？事实上，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杠杠”并不低于传统论文。王浩然的导师张旭苹教授直言：“大家以为实践成果不用发高水平论文就容易，其实更难，没真实应用成果根本做不到。”

各地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清华大学首位“实践博士”聂海亮，其成果直指钢铁行业环保痛点，攻克了电炉除尘灰资源化利用的行业难题。西北工业大学黄领才以“大型灭火水陆两栖飞机灭火任务系统研制”为实践成果获得博士学位。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袁小虎的课题源于国家重大电力示范项目的紧迫需求，已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亿元。浙江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黄富华以储纬器实物成果申请硕士学位，在国产化替代上实现多项突破，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一项解决真问题、作出真贡献的实践成果，其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多篇传统学术论文。正如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所言，“小切口”改革能够成为撬动整个学科专业体系分类发展、分类评价的“大杠杆”，进一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生产论文，而是培养人才。让每个学生都能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让学位评价逐步摆脱“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惯性，这才是教育改革值得期待的方向。